导论:还原货币历史真相,以科学的态度发展数字经济

第一节 缘起和概述

人生总是这么有趣,作为长久以来对码文字和画演示文档深恶痛绝的计算机博士,我竟然现在要写人生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专著,而且是在一个与我10年计算机博士教育背景和15年金融科技职业和创业生涯看起来相隔遥远的领域。我将在这本书里面讨论货币的起源、通证经济理论、货币竞争要素和全球体系、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和以中国的DC/EP为代表的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治理、监管和公共政策影响等,就是不讨论技术。

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激发了全球范围对数字货币/稳定币的关注,我应邀撰写了《从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评价Libra》一文,发表于巴比特。迄今为止,此文仍然是中国互联网上阅读量最高的有关Libra的主题评论,也有幸此文发表后被收录进由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老师领衔的数字资产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全球第一本Libra专著《Libra:一种金融创新实验》(以下简称《Libra》)。

2019年8月,《Libra》新书发布之前,朱老师希望我在年底之前完成一部个人专著,并表达了对《Libra》出版的遗憾:时间仓促,在6月底之前截稿,因此大家对Libra相关的问题研究有待深入;新书也没有给予更广泛的话题,例如央行数字货币等足够的讨论空间。我向朱老师表达了忐忑,认为自己尚不具备驾驭这些话题的广度和深度并形成一本专著的能力。朱老师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你之前的文章体现出你做研究足够深入、洞察足够深刻、文字表达足够充分,你要相信自己有巨大的潜力。”

在朱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开始投入这本书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快速变化、充满活力的领域,从2019年8月到现在,经历了多个话题的讨论和演进,包括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及其中国版本的DC/EP、Libra监管困局、全球稳定币的监管共识等。这本书集结了过去半年研究、思考和写作的成果,一部分内容已经通过各个媒体,如财经、财新、巴比特、火星财经等得到广泛传播,一部分内容是基于已经发表内容的修改,一部分内容属于首次发布。

媒体的好处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但缺点是时效性太强,短暂的传播热潮之后读者不容易获得作者系统和完整的思想。我对自己所撰写的每篇文章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降低了内容创造和传播的门槛,也显著提升了读者选择优质内容的成本。自媒体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读者的“快餐、速食”阅读习惯做了“优化”,也限制了我的文章的传播,例如选题、篇幅、深度和写作方式等。我倾向于选择根本性的问题而非追逐短期热点;喜欢在一篇文章里用足够的篇幅把一个问题分析得深入、透彻和全面,而不是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很多碎片,通过看起来“易读”的短文字去迎合读者的阅读和传播习惯;倾向于深入分析而非流于表面或口号式的,也喜欢把自己尚未想清楚的问题抛给读者供开放地讨论,这也可能让读者视阅读我的文章为畏途;倾向于使用严肃和严谨的写作风格,因此文字可能缺少一些温度和亲和力。不过,我一向坚持,只有经历过自己深入思考的内容才能真正变成一个人的知识。因此,我认为通过一本书比通过互联网、自媒体能够让读者更系统全面、更有效地理解我的想法,这样我的文章能够给大家的工作有实际的影响力和价值。

我首先在第二节里回顾一下自己的计算机教育、金融科技的职业和创业经历,这里有较多技术内容的探讨,但全书仅在这里有技术的讨论;第三节检讨自己因为傲慢与偏见错过了2013年成为比特币早期创业者的遗憾往事,并且在上次创业失败之后,我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希望去实现中本聪未竟事宜,创造真正的数字货币金融体系,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我决定以独立学习和研究的形式补充自己在货币金融理论方面的短板;第四节分析了过去两年独立学习和研究历经的挑战,以及我的应对措施;第五节描述了迎来Libra的历史性机遇之后,我幸运地遇到朱嘉明老师之后,在独立学习和研究的路上走得更快和更远;第六节总结了独立学习和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七节展望了当前的历史性机遇和我(们)的使命;第八节是致谢。

第二节 历史机遇的错失——回顾进入这个领域的背景和动机

本节是本书唯一一处讨论技术的内容,主要回顾了我的教育背景、职业和创业经历。希望通过展示我的工程技术背景表明我为参与数字经济做好了工程方面的准备,并且多次创业经历也为我做好了未来商业实践的准备。对技术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跨过进入下一节。

我于2017年年底全力投入比特币和区块链领域的,看起来并不是“早鸟”。不过现在并不太感到遗憾,因为回顾自己过去的教育、职业和创业经历,会发现每段经历、每个重要抉择,都在使自己为未来的某项使命做准备。

1994年我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学习。在清华的头两年,我有幸和一群国际奥赛金牌获得者和各省前10名的同学在“实验班”学习,从实验班走出了多位包括IEEE院士在内的我辈翘楚。在清华的环境里面我实属平庸之辈。在计算机系,编程水平是评估一位“大神”的硬指标,多位“大神”都抵得上十个龙白滔。我自己唯一的“特长”可能是喜欢系统底层技术。1996—1997年大家都在外面接一些类似Foxpro的数据库开发工作,我天天泡在实验室捣鼓SoftICE/Windows SDK/Windows DDK/Windriver/网络编程/异步IO/Linux的玩意儿。

本科的最后一年和硕士阶段,我与胡华智[胡华智是亿航无人机的创始人,在1998年我和他一道创业时,他就是无人机的超级发烧友。他在无人机领域取得的商业成功证明了人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一道创立了五矿腾龙,这可能是中国第一家流媒体企业。我的硕士研究课题和创业项目都有关高性能媒体服务器和网络视频,在他们的系统架构设计中着重参考了Apple Darwin的全异步任务分配与调度(类似现在的轻量级进程)机制,大规模使用了Windows平台上高级的异步文件和网络通信机制,如我在1998年就开始使用IO完成端口技术了。

2002年年初第一次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博士学业,这次经历给我留下的阴影是未来不想继续技术研发的生涯,所以刻意回避编程,甚至博士课题中需要的网络仿真编程,我也是请他人帮忙完成。

博士阶段的课题是应用层组播,它的另一个更流行的名字是“peer-to-peer network unicast”,是不是很熟悉?我确实曾考虑过借助家庭网络节点的带宽来提升整个传输网络的吞吐量、降低延迟和提升网络弹性,但苦于从经济层面缺乏动机。谁想到,现在的通证模型是最好的解决该经济动机的方案,目前已经有多项基于这种思想的P2P网络传输技术投入大规模运营。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刻意地没有寻找技术方向的职业机会而选择进了著名的IT咨询公司埃森哲。我的想法是在这里完成从工科到商业咨询背景的过渡,下一步去商学院深造。

虽然我并不喜欢咨询这份需要很好画演示文档能力的工作,但至少不用编程了,心底还是欣慰的。没想到,这种幻觉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半年后我被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项目上,很快迎来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这是当时埃森哲内部全球瞩目的高规格项目,国际化团队超过100人。客户一眼就挑中了我的简历,原因很简单,甲方团队里有三名清华计算机系背景的博士(包括总负责人白硕),而我是乙方团队唯一的一名博士,还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

我进入项目后被分配进了撮合引擎组,从此我的人生和这几个字关联在了一起。这是一个系统实施的项目。项目上每个人几乎都需要编程,而我因为前面说的原因,已经两年没有编过程序了。

项目上超过一半同事来自国际团队,如德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当时,全球70%的交易所都是埃森哲设计实现的,包括纽交所、纳斯达克、伦交所、德国交易所(当然后来这些交易所有的合并形成更大的洲际交易所)。第一个月是煎熬的,我每天都在“编”还是“不编”中挣扎。当初选择埃森哲,不就是为了未来不用再编程吗?

埃森哲的企业文化很特别,笃信“人定胜天”。不管新人什么背景,只要扔到一个项目里,很快就能适应项目的技能的需要。例如,这个项目就有很多外语专业毕业的同学每天努力学习COBOL甚至C语言编程。

不到一个月我投降了,因为从最顶层的合伙人到刚入职的新毕业生,每天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编程序。考虑到中断编程已经有两年,我买了一本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并准备把编程技能捡起来。感谢清华给我的扎实基础教育,以及上一次创业积累的工程架构经验,我很快在这里脱颖而出。

第一件事情是我自发为项目设立了C语言编程规范和最佳编程实践,并开发了很多自动化代码检查工具。项目有大量非计算机背景的文科生程序员;DEC Alpha小型机的开发环境只提供最有限的编译链接支持,不提供IDE和各种强大的语法和代码检查工具。我的工作显著提升了代码交付质量。三个月后,我被任命为项目首席程序员,之前这个角色是一位德国经理(比我当时高一个级别)担任的。

第二件事情是我开始对项目核心架构设计发起挑战,因为过去的工程背景让我对交易系统的工程项目有深刻洞察。项目技术总架构师是一个希腊老先生,合伙人,据说过去20年都在做交易所,并且代表埃森哲提出了“交替式内存撮合”的撮合引擎全球专利。每当我挑战其技术决策时,他总喜欢以“my experience tells me that...”开始他的应答。这引起我强烈反感。当年的我也是年轻气盛毫不相让,官司经常打到项目负责人甚至客户那里。没想到10多年后,当我被自己创业公司里的“90后”程序员挑战时,我也不自觉地说“我的经验是……”。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一次用户验收测试。非常遗憾,它是一次完全的失败,不仅系统崩溃,而且当时完成的系统性能指标只有合同约定SLA[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服务水平协议。]的不到十分之一。客户震怒,埃森哲海外团队高层全部被客户“炒鱿鱼”。我被任命为项目首席架构师,到后期是项目负责人,承担起拯救项目的责任。根据埃森哲与客户的约定,如果系统不能达到约定的SLA,埃森哲不仅要退还项目费用,还要支付两倍罚金。项目开发费用1500万美金,那还是一个一美元兑换八元人民币的年代。

简单地说一下当时我面临的挑战在哪里。国家级交易系统被誉为所有金融核心业务系统里面的王冠,因为它对技术的极致追求,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的特殊性,任何技术的不稳定都可能演变成社会性事件,因此中国对此类系统的要求比全球任何国家都要极端,吞吐量、延迟、系统稳定性、可靠性、事务完整性和一致性等。撮合引擎本身是计算密集型和IO密集型任务,而DEC Alpha服务器虽然可以有64颗处理器,但只提供进程而没有线程。针对单个产品的交易性能无法通过水平扩展,只能通过硬件垂直扩展和极致/精巧的软件架构和编程技巧实现对处理器的充分利用。在64颗处理器的小型机上,我的程序要做到在单个进程内通过全异步系统实现多个同步计算操作和大量异步磁盘/网络IO操作,几乎100%的无锁操作等。事务的一致性体现在内存、进程间和服务器集群内部。内存一致性无法依赖商业数据库,需要自行从头设计和实现基于虚拟内存的内存事务管理。任何失效恢复事件(无论是进程内、进程间、主机间、集群间)都不能影响数据完整性,不能对市场有任何影响,而市场仍然可以保持常规报单速度。几乎所有数据都是在64颗处理器的进程之间共享(增删改查),包括数亿条中国人的持仓数据(投资者账户类型+投资者账户识别符+交易品种的组合)、全天所有订单和成交,以亿计算。例如,仅考虑持仓数据查询,某个进程需要在一秒内完成数百万次对数亿条持仓数据的查询。除撮合之外,整个系统还要保证全市场报单进入的流畅性和全市场成交和行情数据广播的流畅性。进入的报单在任何极端情形下(例如发生失效)都不能丢失、乱序和重复,不能拥塞市场报单;向市场广播成交数据也是如此。例如,一个真实测试案例,所谓“一撮100万”,在一个交易周期内(可能百分之一秒),一个买单可能与反方向的100万个卖单进行撮合,这样会产生超出正常情况下1000倍的需要广播的成交数据,系统被要求设计成能够平滑处理这样的极端情况,海量的成交数据需要被内存存储、永久化和网络广播。任何软/硬件资源耗尽/失效的情况,如操作系统、内存、处理器、网线等,都必须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在代码层面,我个人贡献了整个交易系统C语言核心代码约4万行的90%,这里有不少细节的架构设计和编程技巧。我曾经与技术大咖陈利人讨论持仓数据的数据结构设计,被热心的微信群友梁寒写成了《史上最强算法论战:请不要嘻哈,这是哈希》广为流传。不过也确实被人鄙视,例如我的一位清华计算机系的奥赛金牌师弟就在微博公开鄙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其实,大型计算机系统最需要的并不是算法层面的小聪明,它更多体现的是全局观和抽象能力,以及在适当的时候选择/设计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我不怀疑这位师弟的单兵编程能力能顶得上十个龙白滔。但我在2005年的时候面临了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并且很漂亮地把它完成了,到今天为止这一系统仍然在为大部分中国人服务。

最后埃森哲有惊无险地通过了考核,在我的领导之下,项目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系统指标全部超越SLA要求,在非交易需求方面大幅超越。其次,满足多方面业务需求,如交易、非交易、系统启动/恢复、与第三方系统对接(如登记结算等)的技术架构从之前的分散到统一到一个被反复重构优化的架构,系统核心代码数量减少四分之三以上,极大提升系统的可维护性。

项目也遗留了大量的遗产。首先,埃森哲中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精英超过半数来自这个项目,包括我的两位平辈分别成为平安和复星的集团副总,我的直接上司后来从埃森哲退休加入马来西亚证监会任监管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高官。其次,项目成为埃森哲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案例,即使放到全球范围内,也长时间保持全球技术最领先的交易所的地位。最后,系统从2007年上线以来,运行超过12年无一故障,支撑了全中国每天平均三分之二的证券交易量。我作为首席架构师也参加了2007年埃森哲对港交所新交易系统的成功投标。如果不是因为2007年夏天港交所收盘价被逆向工程,港交所高层引咎辞职新项目被取消,我将会是又一家全球前三的交易所的总架构师。

接下来两年时间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咨询,最有趣的经历是与埃森哲法国团队合作将全球最先进的银行业务实践介绍给中国客户。在一年时间里,带领一个国际化的团队,用高绩效银行业务模型,帮助浦发银行完成新一代业务系统的业务、应用和技术规划工作。

不过在服务国内金融服务机构的过程中,我日益感觉到与业界最前沿的领域,例如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脱节。因此2013年年初,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和第一名全职员工,加入了万向控股旗下的通联数据,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金融科技企业,专注于资产管理领域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工作。我一部分工作是负责万向控股层面的金融科技战略,有机会近距离向中国比特币早期布道者肖风学习。在2013年,比特币的趋势是通联数据管理层管理例会的保留话题。肖风非常具有远见卓识地指出,比特币未来一定会颠覆传统金融行业,特别是投行,因为它完全取消了融资中介。通联数据很多小朋友利用业余时间“搬砖”,他们都成了比特币早期红利受益者。作为公司联合创始人,我为公司招募了云计算团队大部分骨干,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万向区块链的核心。非常遗憾,当时有非常好的比特币启蒙和学习环境,但我在第一时间认定它是一种传销工具,错过了成为比特币早期创业者的机会。

2014年,我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了北京中金甲子投资基金,负责金融科技、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早期项目的投资。我不确认自己是否会是一个好的早期项目投资人,因为没有足够时间去证明,在任内我曾经力荐过一些后来相当成功的创业企业,包括安全领域安天实验室和众享比特,大数据领域的百分点金融和法海风控以及后来被美团大众点评收购的屏芯科技等。

2015年5月至2017年年底,我创业了知象科技。知象定位于为专业量化资产管理者提供基于云端、端到端的量化开发、研究、交易、资管和风控的平台,从产品和技术层面最终是一家成功的公司。知象是彼时中国唯一一家支持金融级别/高频交易的金融云,是唯一与华尔街高频交易云Lucera可对标的中国企业。为满足金融级别的高性能、极低延迟和企业级安全隔离。自2013年我在通联数据就坚持了如下技术路线。通联数据做了短暂尝试,但因为过高技术挑战而放弃,我最终在自己创业的知象完整地实现了。首先,金融云底层是基于Erlang开发的去中心计算框架,实现了流言传播协议、矢量时钟、默克尔树、反熵算法等。其次,金融云的物理节点基于Open Solaris的后续版本SmartOS操作系统,提供企业级文件系统zfs、容器技术Solaris zones、接近物理网卡性能的网络虚拟化技术Crossbow(10年前,在Solaris平台上与现在Intel DPDK对等的技术)等,并且通过已经被移植进入Solaris内核的虚拟化技术KVM和bhyve兼容所有Linux/Windows计算任务。

可能到目前知象仍然是唯一一家有效支持股票高频数据的基于云端、端到端的量化平台。这是数十万行C++源程序构成大规模、高复杂度和任务关键型工程。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其领先性:中国沪深两市每天产生高频股票数据8000万至1亿条,知象平台不仅轻松支持实时极低延迟地存储和分发全量高频数据,也能够在5秒以内查询并获得历史上任意交易日全量股票高频数据并在一分钟内完成(空转)回测。某传统交易所提供访问高频股票数据的云服务,但从来不敢公开展示其高频数据的功能。据传曾经一次展示获取和回放某交易日全市场股票高频数据耗时24小时也未能完成。

2017年年底,我去加州安静地待了三个月,不用再去焦虑创业公司里面各种烦心事,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决定人生的下一步。

第三节 傲慢与偏见让我错失了比特币早期创业机会。我的使命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有机会把中本聪的比特币白皮书完整地读一遍。虽然自2013年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比特币起,我就给它打上了“传销工具”的标签,但从来没有真正地去看过它的白皮书。有很好的工程背景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理解中本聪的白皮书的思想并不困难。简单地说,我认同了他的理想和发明。

什么导致了我在2013年对比特币的抗拒呢?答案很简单:傲慢与偏见。傲慢体现在甚至没有花最基本的努力去弄明白其基本原理,偏见体现在我基于自己的认知给它打上了标签,之后一直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与之有关的所有事情,并拒绝与这个行业的主流群体交流。曾经有四线城市的亲戚打电话向我咨询比特币投资事宜,我告诉他,一种金融工具,如果已经传销到四线城市的居民都参与的话,金融骗局已经进入病入膏肓阶段了。过去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对创新的技术和事物都有很强的好奇心。那为什么在比特币的事情上面我自认的“创新”和实际的“保守”表现得如此分裂呢?过去我所好奇、拥抱的创新,基本在我已有认知框架范围之内,因此我能够快速对它们进行判断和接受。比特币背后所涉及的数字货币、密码学、博弈论、分布式计算、控制论等,虽然独立来看,都没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但它们组合、裂变之后产生的对传统技术、商业、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超出了我认知的“舒适区”。傲慢与偏见,是一个人世界观的一部分,与其受教育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一个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可能会扩大其认知“舒适区”,他看起来因此对更广泛的事物有好奇心,但实际上不会削减他本来的“傲慢与偏见”的程度。好的教育甚至可能深化本来的“傲慢与偏见”,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更加自信以致恶化了他对未知事物的判断标准。

虽然比特币有很强的基本面,但我相信短期它被群体性的投机行为放大并催生了巨大的泡沫。2017年年底和2018年年初,是数字货币ICO最高潮的时候,不断有朋友从国内给我来电话劝说:“你这么好的背景不开交易所和发币真的是浪费了。”越是泡沫大的时候,越需要人能够看清前路。虽然我并不身处这个行业中心,甚至不在边缘,但我一直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在我看来,当时的ICO几乎100%都是骗局,交易所只是这个巨大骗局中最大的“镰刀”而已,这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底线和心黑程度。自认为有相对正常的“三观”,我如果选择贸然进入,不得不做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我做不到比这个行业大部分人更心黑和底线更低。不仅项目方,投资人都属于极度投机的心态。我并不认为我这样的人有什么机会。我曾在2018年5月与某著名Token基金的投资人交流,被评价“你与玉红比较,缺乏某种基因”。我直接回怼:“你是想说我没有传销气质吗?”

我相信泡沫不会永远持续,那么我应该以什么姿势切入这个领域呢?

从宏观大背景可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中本聪的发明。他试图在数字世界创造与现实世界对等的货币体系,让普通人重获“铸币权”,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但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比特币作为一种通用货币的前途已经基本不存在,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投机性的资产,具有不可预测的交易成本和处理延迟(不管它是否存在内在价值)。但毋庸置疑,比特币具有的安全、透明、匿名、不可撤销和流动性等特性,使其成为有史以来人类发明的最好的资产类型以及价值存储和转移工具。

但比特币设计的通缩机制使其不能达到通常理解的“货币”的目标,所以中本聪并不是神。比特币没能实现中本聪的既定“货币”目标,本质原因在于他本身对经济和金融,特别是货币相关的原理理解有限。从中本聪的白皮书可知,他的目标是货币体系,因此这个行业的理论基础其实是货币金融理论。

此外,这个行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引导其健康地发展。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引,行业里面充斥了各种金融骗局。随着骗局受害者增多,整个世界对比特币的认知理解加深,更多正常人投身到这个领域,影响它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不清楚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到来。但在这一刻来临之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我的目标是完成中本聪未竟事宜,建设真正的数字世界的货币金融体系。这对大部分非专业领域人士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我为这个目标做好准备了吗?从技术和工程层面来看,是的。我的经历中包含P2P网络稳定性研究、国家级交易所的设计、去中心的金融云计算、量化投资完整技术平台体系、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看起来除了缺少与密码学直接相关的经历,我的背景与这个领域的工程需求完美匹配。从理论层面来讲,虽然我有一些与金融业务相关的经历,但多集中在业务的流程和技术方面,缺乏直接对货币和宏观经济根本性原理的理解。

作为数字货币的创新者,创新的维度有关货币创造、供给、经济体的运行和控制(激励和抑制等)。如果一个创新者缺乏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知而叫嚣“创造货币新世界”,无异于白日做梦。对现实世界中货币体系运转、发生问题(如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潜在解决方案的理解,才真正有助于建立成功的数字货币金融体系。但学习经典理论和现实实践并不意味着在数字世界复制和照搬,而是为了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2017年年底,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为上述目标做好准备。我需要补充货币金融理论相关的知识。但这意味着我将抛弃自己的所有经历,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作为一个已年过四旬的计算机博士,贸然进入一个完全新的理论领域意味着过去的教育和职业经验的“清零”,这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可能都是不可承担的一种风险。因为无人确保这些理论知识未来真的发挥价值。从职业发展角度来看,也是进入了一个看起来完全反常的状态,从过去的技术专家、行业专家、创业者的角色变成了“学者”。我其实并不喜欢“学者”这个标签,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只是作为我希望承担一项历史使命所必备的技能之一。我现在缺乏这项技能,因此愿意花上一段时间投入精力去弥补它,仅此而已。

对使命的笃信来自对比特币创造的顽强生命力的信仰。过去10年我们已经看到比特币这种发自草根并体现了去中心和民主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新生事物的顽强生命力,它穿越熊牛市并且对传统商业和社会的组织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只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只要真正体现和贯彻去中心和民主化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的数字货币金融体系是可实现的。我不一定是承担这项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但我相信这些价值观并愿意去践行它,我相信自己有机会创造历史。

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节 孤独的研究者——独立研究的挑战、方法和过程

对任何人来说,学习和研究与货币金融相关的理论都是极具挑战的,我只能是孤独的前行者。

第一,货币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拥有货币特权的群体垄断了巨大利益。因此存在强烈动机,向公众掩盖货币的运转机制和理论。掩盖的方式是淡化和模糊货币和银行在宏观经济的作用,或者对反映真实的学术思想进行打压。美国银行家曾说过:“我只要货币发行的权力,我不在乎谁执政这个国家。”货币的力量超越了所有的政权、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Adair Turner勋爵指出,现代宏观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体系的运行,尤其是银行扮演的角色,并批评经典金融教科书有关银行“金融中介”的理论是错误的,全球银行业的实质是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影响,一般公众很难了解货币体系运行的真相。几乎所有公众都认为流通货币是由政府(央行)发行的,但实质上绝大部分流通货币是私人银行创造的。《日元王子》的作者Richard Werner和美国金融学者Michael Hudson都指出,货币本质是金融食利阶层从实体经济进行转移支付的工具。2018年,美国银行业铸币税的收入占美国GDP的3%[龙白滔:《从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评价Libra》。]。利益集团还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学术思想进行全方位打压。Michael Hudson曾被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华尔街日报》副主编Paul Craig Roberts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极具洞察的著作《金融帝国》[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目前仅有二手书。笔者曾于2019年4月在京东以20元购得二手版本,当笔者写本书序时,价格已经涨到150元。Michael Hudson的书具有洞穿一切的力量,很高兴看到读者认可他的价值。]揭露了美元霸权形成的真相,因此他的书籍在美国不能出版,日文版在美国外交压力下撤回,他本人在美国主流大学经济系也难觅教职,指导出来的学生也无法在主流机构找到工作,被很彻底地边缘化了。

第二,因为极强的利益群体的影响,公众从教科书和媒体接触到的货币知识一般都与事实不相符合、被误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曾经误导过我的一本经典教材,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中着重描述的“货币乘数”理论解释货币的创造机制,也着力描述了美联储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这完全不符合美国银行和美联储运行事实。法定准备金仅用于央行和银行间借贷关系,而不能被贷出给非银机构。美联储也已经长期不使用法定准备金率这种工具,美联储2010年的论文也指出“货币乘数的神话并不存在”。美联储主要通过《巴塞尔协议III》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等指标约束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教材教授的是不存在的“货币乘数”理论,如果提及《巴塞尔协议III》将无法自圆其说。Turner很吃惊为什么早期经济学界形成主流共识的“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理论从现代金融教科书完全消失,以致经济、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接受错误的教育。我曾经与国内一位年轻货币学者交流,他就提到传统货币金融教科书只教授“金融中介”和“货币乘数”理论,他并不知道历史上“贷款创造货币”理论曾经是学界主流,结果自己在硕士论文中当作“创新”提出了该理论[中国央行官员孙国峰也认为自己于2000年前后独立提出了“贷款创造货币”的理论。朱嘉明在198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中描述“银行相当部分的存款是由银行贷款派生出来”。]。

第三,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懂货币金融理论和实践。因为体制化的掩盖和误导,真正理解货币运转实质的人非常少。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大部分在银行、央行工作的人只是在个别岗位上发挥角色。即使体系内也很少有人从全局角度去考察体系。前述年轻学者曾指出,2007—2008年他在雷曼兄弟实习期间遇到的原巴克莱银行董事,承认银行高管对于存贷业务的实际操作不了解。体系外的人更没有机会接触银行、央行实操,并且主流教科书和媒体都在传播虚假的、与事实不符合的理论,所以更没有机会通过学习了解真相。体系外只有极少数人(如笔者)通过持续探索和挖掘,找到了正确的知识来源。很多学者凭借想象来描述银行和货币。如前IMF研究部副主管现任英格兰银行研究部主管,Michael Kumhof批评其他支持“金融中介”理论的经济学家时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我可以用更刺耳的字眼”[Michael Kumhof在进入学界之前,曾经在巴克莱银行实操贷款业务五年。]。

第四,我身边没有学习和研究这个课题的主客观条件。客观上,我不属于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学术圈,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可以请教、讨论和学习。货币理论也属于相对比较窄的领域,即使存在学术圈也非常小。我也猜测,传统货币金融理论这个圈子不屑与我这个圈外人士进行交流。就像货币体系运行者是事实上的特权阶层,研究货币体系的小众学术圈可能也会滋生同样的优越感。因此地球上普罗大众都应该感谢中本聪,无论比特币最终能否获得更大成功,他都成功地把货币学从传统高高在上且充满了虚假和谎言的神坛上拉了下来,几乎变成“喜闻乐见”的话题。我很乐见微信朋友圈里面不少喜欢炫耀的年轻姑娘们每天展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执行流程”的内容,这至少表明了货币不再只存在于“庙堂之高”,而已经流行于“江湖之远”了。主观上,身边的朋友也很少理解我的选择,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技术和业务专家、创业者“不做正经的工作,每天只是看论文学货币理论”,也有好心的朋友担忧我不能从上次知象经历中走出来,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货币幻觉,甚至有人为避免直接刺激而从微信上给我分享百度百科里面“精神病”症状的描述。也许我就是网民们常说的“住地下室,吃方便面,抽烟屁股,但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也许这就是笃信比特币带给我的动力。

虽然很难,但多亏清华博士经历的历练,我用了比做博士课题更大的努力来研究货币。

第一,要清楚与货币金融体系有关的制度和秩序设计者,了解他们的人事关系、运作机制、工作方法和决策流程等。简单地说,美联储(FE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欧洲央行(ECB)等国际机构或货币政策制定者,他们是全球货币顶层制度设计者,FED是事实上的全球央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跟随或受FED显著影响。这些机构的核心权力群体(核心高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群体)是一群信奉全球一体化的精英,是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权国家和民族的跨国资本集团”的银行家、央行官员和学者们。《巴塞尔之塔》[朱嘉明老师曾经为《巴塞尔之塔》中国台湾版作序言。]、《还原真实的美联储》和《欧元思想之争》分别讲述了BIS、FED和ECB的历史。其他一些组织也值得关注,例如金融行动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主要负责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反非法金融活动的国际标准制定。]。全球银行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由BIS制定。FSB负责制定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相关的政策建议和监督执行,例如《巴塞尔协议》/影子银行/OTC/金融衍生品等,也包括现在全球瞩目的加密货币稳定币。知道FED监管副主席Randal K. Quarles同时担任FSB主席就知道FED是稳定币监管政策制定最重要的决策者;知道FSB的稳定币工作组由ECB执委和新加坡金管局高管任联席主席,就知道Libra可能最早在瑞士和新加坡推出不是空穴来风。

第二,要学会避免踩雷,防止错误的教科书带来的影响,例如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以及国内各种货币金融、银行教科书。避免踩雷需要对各种理论和学术思想保持敏感,保持相当阅读量并对它们进行交叉验证。信息的可靠程度不一定与渠道和媒体的权威性有直接关系。我就经常在BIS的工作论文里面找到明显谄媚利益群体出卖学术贞操的文章。

第三,定位到相关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学术网络和学者,跟踪他们的会议、论坛、论文、著作、Twitter、Youtube和博客等。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最初定位到相关学者有一定随机性,但不二法宝是好奇和敏感。一些与国际货币改革运动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如现代货币网络[Modern Money Network.]、国际货币改革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Monetary Reform. ]和英国的Positive Banking,值得关注。我最初在Youtube观看国际货币改革运动的会议视频,并且针对发言有洞察力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搜索。在新视频中偶然听到一个学者讲“德国社区银行运营非常成功,但是ECB的合规政策正在杀死他们”。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定位到这名学者,从而打开了一个宝藏库。他就是畅销书《日元王子》的作者Richard Werner,也是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概念的发明人。他的论文完整和系统化地对三种货币创造理论进行了比较,并且用实证[所谓实证,就是找到一家愿意配合做研究的银行。在实际贷款业务发生之后,通过对比银行前后资产负债表细节变化,来证明只有“贷款创造货币”这种理论符合现代银行业的实操。]方法证明了只有“贷款创造货币”的理论符合现代银行业实操。通过他的论文定位到一个学术网络,更多熟悉的名字就逐一呈现出来,包括Michael Hudson、Michael Kumhof和Adair Turner等。通过类似的方法,我也定位到一个从历史和法律等角度来研究货币的学术网络,包括哈佛法学院的Christine A. Desan、哥伦比亚大学的William Vernon Harris和特拉华大学的Farley Grubb。

第四,关注与全球货币治理相关的机构的动态。一般来说,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都相对透明,会以研究报告、工作论文、白皮书和发言稿的形式披露大量有关他们的工作重点、进展和观点的内容。这些内容与教科书不同,后者是为愚民和洗脑,前者为同行交流。这些内容虽然都可以公开获得但基本还是定向给圈内读者访问,因此不会出现明显的虚假或不真实的信息。这些材料是了解、学习和研究银行和央行实操的绝佳材料。这些机构的决策者的发言也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了解这些机构在关键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例如,理解FED理事Lael Brainard有关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和支付的发言内容,就容易理解FED短期内不发展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逻辑和对Libra持明显偏好,这样就无须被纷繁芜杂的信息蒙蔽双眼以致看不清大势。读完ECB执委和G7/FSB稳定币工作组主席Benoît Cœuré的观点,就很容易判断ECB并不反对Libra,明了BIS正在努力推进CBDC的工作并希望承担领导角色。

第五,中国政府机构相比较境外机构,可能出于文化差异,工作透明度有较大差异。在中国央行网站能够查阅到最新的工作论文发表于一年前的2018年11月,而BIS可以查阅到当天最新的工作论文。中国央行在对外沟通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2019年8月媒体盛传中国央行将于11月推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央行在保持近一个月沉默后出来辟谣,这显然会损害央行的公信力。

总体来看,我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与本科生和研究生成体系地学习一门学科差异很大,更接近博士课题研究方法。这样的好处是不受固定学派和学术思想的束缚,偏实用主义,注重事实、结果和逻辑判断。需要专注哪方面的课题,如货币创造、货币政策、外汇、港币、德国和欧洲社区银行、人民币国际化、央行抵押品管理框架、影子银行、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支付等,就集中阅读那个方面的文章,如果发现明显知识盲区,再进一步拓展资料范围。

这两年我阅读了200多篇论文(英文)和10多本专著。英格兰银行前行长Mervyn King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我最早阅读的一本有关央行和银行业的读物,虽然该书面向初级读者,但初始阅读体验并不好,因为涉及很多我不理解的术语和央行/银行业实践。

学习曲线提升之后,我才发现 “炼金术”只是一碟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餐是Adair Turner的《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被誉为“货币经济学的标志性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和“扛鼎之作”(FED前主席Paul Volcker)。

2018年7月我目睹多个曾经的明星通证经济项目沦为资金盘游戏之后,花了相当时间思考通证经济的本质。当冥思苦想几天发现标准通证经济模型是通缩经济并与资金盘、庞氏骗局等有诸多共同点,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怀疑、纠结和兴奋的,并在第一时间电话告之之前的投资人启赋资本的顾凯。顾凯沉默良久回答说我是对的。受到鼓励后,我进一步研究发现标准通证模型里面的规则漏洞,滥用这些规则的后果就是资金盘骗局。按照现在的结果来看,似乎没有幸免的项目。我进一步提出了标准通证经济的改进模型和相关的稳定币模型。文章的第一位读者通证经济的提出者元道鼓励我“你的学习和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后来也陆续给了几个通证的前沿推广者阅读,总体反馈是被我的文章吓到了。作为通证的信仰者,他们被我冷静、残酷但无可辩驳的文字定性为资金盘和庞氏骗局的参与者。毁灭他们的信仰总不是好事情,但帮助他们从不自知的骗局解放出来是不是功德一件呢?我第一次发现正确理论指导正确地做事情的意义。

2019年8月朱嘉明老师评价“这是近年来在加密数字货币理论和方法领域,同时具有学术和实用价值的论文”,在不同范围引起了显著不同的反应。通证经济另一个提出人孟岩、巴比特创始人长铗、火星财经创始人王峰都主动找我做过长时间深刻探讨,并认同文章的思想和表达“相见恨晚”。众多通证经济模型咨询和培训师没有反馈。我猜测,他们可能是从几乎100%失败的通证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独门秘籍可以传授给大家,我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分享。通证经济的学员,我猜测大部分人被几万字的篇幅给吓退了,但确实有少部分人认真读完,并发来文字:“作为从业者,要去做,去成长,反复探索论证是必经之路。一个好的老师,不拿高深的东西去恐吓人,只用真知灼见去引导和启发人,传道授业解惑,是良师。”

不过我终究还是不喜欢码文字的。自2018年8月后,我再无文字创作,虽然私下里,我给一些朋友也分享过货币金融的研究。从2018年年底到2019年6月,好友谷燕西反复提醒我应该把研究成果写出来以获得更有效的传播。我终究还是太懒,一字未写,直到一天的来临。

第五节 厚积薄发的开始——Libra横空出世对我研究的影响

在2019年6月18日之前数次被询问在做什么,我回答计划做数字世界的货币金融体系,但普罗大众对货币金融体系的概念是抽象和遥远的。5月底的一天,在微软做首席科学家的弟弟问我知道Facebook的Libra吗?我回答不知。过了两天随手搜索了一下,才发现原来Libra就是自己过去两年一直研究的对象。不过我不能和Facebook比较,它可以从海量用户的支付需求切入,我只能从自己擅长的交易所切入。即使在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之后,我也认为这件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

6月19日顾凯建议我写一篇大文章分析一下Libra。很遗憾,过了两天我把这事给完全忘记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对顾凯很抱歉。6月21日衣锡群前辈建议我写一篇分析报告,因为他和身边的朋友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

即使再懒我也无法再退缩了。之后三天三夜我连续撰写这份报告,它可以理解为我对过去两年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我对Libra的每个文字都感到亲切,因为几乎每句话我都能从过去两年的学习内容充分展开。

三天之后题为《从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评价Libra》的3万字长文面世了。要充分理解Libra的影响必须对现代货币体系有一个概括了解,因此我花了一半篇幅来给读者建立理解Libra的大背景,现代法币体系的原理、问题根源和潜在的解决方案,货币治理体系顶层格局和铸币税,央行数字货币的尝试。之后从Libra与法币体系的关系、金融稳定性、铸币税、去中心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有朋友看了初稿之后,建议我不要发表,因为内容过于深刻和极具洞察,有暴露火力的可能性。我不以为然。这仅仅是我的一次思想总结,只是自己对数字经济理解的冰山一角。我从来不怕有人剽窃我的思想,因为我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孤独的前行者。

文章于6月27日首发于巴比特,收获的反馈出乎我的意料。半年过去,这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和表达的观点依然不过时。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中国互联网阅读量最高的Libra主题评论文。

第一,震惊来自家里人。我太太突然转发给我一段文字:“您先生是一位十分先锋、大胆而有为的思想家……里面的Werner和Turner是十几年前有交往的朋友。我很熟悉贷款创造货币的理论,也是我的硕士论文主题……”这是她一位毕业于北大经济专业的高中同学发来的消息,这位同学是典型的“庙堂之高”货币学者,从来不这么肯定地评价一个人。

第二,各种背景的读者纷至沓来,有学者、官员、投资人、行业从业者,都为我分享“真知灼见”或“深刻洞察”诚恳表达谢意。

第三,许多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创始人朋友,纷纷要求公司全员认真学习我的文章,包括一位著名的大矿霸朋友。他还专门请我给他解释了银行运作机制,并感慨“挖矿这么多年从来不知银行是如何运转的,今天一个小时解答了十年的疑惑”,并力邀我担任他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很感激朋友的抬爱,但坚持自己“只做独立研究员而不是学者”的原则。我研究仅仅为弥补完成未来使命所需的技能短板,而非想做学者!

第四,朱嘉明老师领衔的数字资产研究院正在编撰全球第一本Libra专著,朱老师发现我的文章并将其收录到新书当中。不过略有遗憾的是,考虑到篇幅,原文3万字被缩减到一半。本书的出版包含了此文的修正版,可以把最完整的思想奉献给读者。7月2日朱老师与我在上海首次见面,并热情鼓励了我的研究、思考和写作。我们俩开启了甜蜜温馨的“师徒之旅”。

朱老师展示给我一张1988年的报纸的照片题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组织机构名单”,其中朱嘉明和衣锡群位列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邀请我撰写Libra长文的衣前辈与朱老师在30年前就曾经并肩战斗过啊。我突然觉得冥冥之中命运安排了这一切,如此神奇!

郭宇航建议我持续研究和写作,通过文章传播思想,聚集志同道合之人。我曾经一度特别希望将文章发表在传统金融学术媒体上。Libra雄文写就当天,被转发给某顶级金融学院院长。院长迅速反馈询问可否将文章发表于学院公众号,我自然求之不得。之后,7月初我也应学院邀请参加内部Libra讨论会。很遗憾,会上我有关“Libra代表了美元霸权利益”的观点被主持会议的某高级教授批评为“阴谋论”,场面一度很尴尬。

接下来和朱老师讨论了中国Libra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发展CBDC的可能路径,并且写成《一个实用的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和Libra设计方案》于7月30日首发于巴比特。8月2日央行称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8月10日穆长春司长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公布了DC/EP设计细节。到此时,我是在央行发布DC/EP计划之前唯一完整详细对央行数字货币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的作者。很多媒体询问我是否与央行存在某种联系,其实并不存在。我只是分享研究了近两年的成果,赶巧和央行计划吻合而已。

8月中旬朱老师邀请我参加《Libra》新书发布会。会前在一个热烈的气氛下,我正式拜朱老师为师。这是无上的光荣。

8月在朱老师的支持下,我也发起了“北京数字经济公社”[后更名为“数字经济公社”。],旨在进行数字经济技术和商业模式理论层面的讨论,成立后在行业内引领了多项颇具争议的话题讨论,包括货币中性、人民币国际化、Libra和央行数字货币等。该社群汇聚了华人数字经济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和技术智慧,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理论高地。

9月朱老师邀请我参加莫干山会议。与35年前莫干山会议的核心发起者一起参会是一次与历史伟人的同行。参会路上,陪同朱老师拜访了他在南京的老友刘佑成,另一位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听两位前辈讨论历史与现实、科学与政治,我被这一群具有崇高人格的前辈所震撼。他们这一辈人,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得多,索取却很少,社会回馈他们的也很渺小。虽然遭遇不公平,尽管已经不再年轻,但他们依旧表现出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爱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作为晚辈的我肃然起敬、无地自容。

在过去半年陆续发表的数篇文章,为我吸引来更多的同行者。

多位区块连行业大咖和著名数字经济学者,非常诚恳地感谢我,表示对我的每篇文章都认真阅读、吸收和消化。

许多技术大咖和行业新锐,紧密团结在我的周围希望可以为未来我倡导的数字经济事业出力。

拥有丰富的中国国际商贸企业资源的政府机构主动寻找过来,希望发展国际商贸环境下的数字经济生态并赋能中国企业。

第六节 独立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想简单讨论一下独立学习和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这里最典型的是对货币起源问题、货币创造机制的真相还原,并相应建立、运用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此外,很多从业者过于强调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金融(DeFi)的潜力,完全无视德国社区银行是已成功运营近200年的大规模去中心金融的事实。从商业角度来说,社区银行与私有银行比较,没有更成功或更不成功,但在金融稳定性、盈利稳定性等方面略胜一筹。但行业里对去中心金融是“新物种”或者“未来可能产生万亿级别的企业”等鼓吹不绝于耳。绝对的去中心商业模式很难广泛存在,现在多数DeFi都存在不可消除的中心化漏洞,包括DeFi明星MakerDAO。大量从业者完全纸上谈兵凭借想象做事情。正确的方式是学习德国社区银行实践的治理机制(包括中心化妥协)、商业模式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笔者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德国社区银行和去中心金融的新论文,但遗憾来不及收录进本书。]。

第二,客观独立,超越自身所在的阶层以及个人利益看待问题。金融理论是一个最易被利益群体游说和影响的领域,很多学者或从业者罔顾学术真实,受利益群体或自身利益影响胡说八道,货币领域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美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不成功是因为自身价值不稳定”。近期一位投资行业大佬发言称“人民币超发厉害,美元M2占比GDP仅70%,而人民币却达到了200%”。这里有诸多错误和误导。

1.根据费雪公式,中美货币超发程度如果能直接比较的前提是两者货币流转效率(速度)接近或可比较。但实际上中国货币流转效率比美国要低得多。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以实体经济为主,金融行业占GDP不到10%;美国经济空心化严重,实体经济比重不到25%。第二,中美两国金融体系效率差异很大,美国发达得多。

2.货币等价物的统计口径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美国金融创新和监管都比中国灵活得多,他创造的货币等价物比中国更超前,例如影子银行美国就比中国发达得多,中美效率差可能超过一个数量级[有学者表示中美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导致M2/GDP的巨大的差异,中国以银行融资为主,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主。笔者认为从金融市场结构和从影子银行体系差别的解释本质相同只是表述不同。]。

3.中国的债务/GDP比率看起来明显超出美国,但实际上中国债务问题比美国小得多。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债务以本币债为主,外债极少。第二,国外债权人只持有2%的人民币债务,其余70%由境内金融机构持有,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欠银行的债;美元债务就不一样,国际债权人占很大的比例,或者是类似中日的主权政府,或者是国际私人资本。我欠老妈100万元和我欠老板100万元,看起来一样的债务水平但债务风险显著不同。第三,中国银行大部分是公有制经济,相对来说有更灵活地处理坏账的手段,例如直接债务勾销或者重组;而美国的债务基本都是欠主权国家或者私人资本,不能勾销,如果政府收入赶不上利息的支出,那只好很悲催地“旧债未偿新债又至”。

但必须承认能够超越自身阶层为真理代言不是轻松的事情,兼具极高学术水平和社会良知的学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Michael Hudson曾作为华尔街资深分析师和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他撰写著作揭露美元霸权形成的真相,后来长期被美国主流经济界和学界彻底边缘化。曾经作为WB首席经济学家的诺奖学者Joseph Stiglitz因为公开反对美国财政部和WB传播内部都不相信的理论(经济衰退中的平衡预算)误导他国,被WB踢了出去。曾作为英国金融监管最高官员和危机后银行监管制度的核心设计者,Adair Turner被Richard Werner说服并认同有关货币创造的真相而对银行业加强监管,触动了银行阶层利益,因此没能成功竞选上英格兰银行行长之职,之后也处于某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第三,抓关键矛盾。与货币体系相关的问题尤其复杂。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发出不同的声音,虚实结合,真假难辨。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有识别关键矛盾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例如,数字经济的宏观格局看似复杂,但真正的驱动力量不外乎以下几种:密码朋克和技术极客群体,全球主要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银行领域,消费者对跨境支付需求的变化,无现金支付的日益数字化,美元为主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强烈溢出效应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有关这七种驱动力量的阐述,读者可参阅本书作者序中“本书宗旨”的段落。

第四,勤奋。2019年10月18日发布了G7《全球稳定币评估报告》,我在20日朱老师组织的区块链与法律学术会议上分享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并且在11月初撰写了该报告的解读文章《呼之欲出还是困难重重?全球稳定币的风险与挑战》,发表于《财经》,央行穆长春司长于一周以后在财经年会上做了《全球稳定币放大公共风险》的报告,内容与我的G7报告解读完全一致。

第五,避免傲慢与偏见,不再赘述。

第六,英文真的要好。英文世界有更多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思想,很多中文翻译传递的英文世界的思想和信息,有可能是错误或者变形的。

第七节 未来工作重点

中国政府已经很明确地理解Libra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撰文指出“Libra代表了美元霸权的利益……最后会变成实际上美元的数字货币”,央行穆长春司长指出“Libra会侵蚀人民币主权”。Libra因其是数字化形式的美元,更容易穿越地理和司法管辖区的边界,即使是拥有稳定货币体系的国家(如中国),也很难抵御Libra对其渗透和“数字美元化”的效果。美联储、国会和Libra协会也联手在全球媒体面前演出了双簧,成功地打造了Libra挑战美元霸权的形象,因此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之中,将遭遇到一个比美元更难缠的对手——Libra。

中国政府、央行在Libra发布白皮书后,明显加快推进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节奏,我认为这是应对Libra在境内对人民币主权的侵蚀、在境外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英明之策。但DC/EP作为央行法定货币的数字形式的代表,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第一,在数字化形式的人民币DC/EP改变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中,实质上只有一项,即货币的物理形态。人民币更容易获得、使用和流通,并且支付结算的效率更高,但其他在国际贸易中选择计价、结算或者储备货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经济规模、市场力量、货币可兑换性、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等,都没有明显变化。因此央行DC/EP即使推出,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币在国际商贸环境下的竞争力。第二,虽然央行在境内可以使用行政命令推进DC/EP可接受性,但在境外国际商贸场景下缺乏这种权威。第三,央行目前的DC/EP推广策略可能是绑定中国成功的出海互联网应用(如支付宝、腾讯和抖音等)以及与拥有巨大国际贸易需求的中国企业(如华为)合作,但这只覆盖了2C的支付需求和很少一部分中国商贸企业在国际商贸情形下的支付需求。

我们需要找到能够直接获得或服务国际商贸和金融场景下企业客户的入口,针对不管是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希望走进来的国外企业。因此,拥有此类资源的机构,在区块链和数字潮的历史大机遇面前,可以并且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一,从历史来看,任何货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第一步,都无一例外是首先在国际支付环节取得国际主导地位,英镑和美元的历史都是如此。虽然2C互联网应用的跨境支付需求有了爆发性的增长,但面向机构和企业的支付容量仍然大幅超越2C互联网应用,而前者是由公司、银行和政府的支付行为主导的。在中国,拥有最广泛和直接到国际商贸企业的入口将无疑具有竞争力。第二,数字形式的货币,其竞争力的来源不仅仅是其挂钩法币的稳定性、便利性,更多来自数字形式的货币相关的网络平台对用户提供的多样化的经济活动支持和服务(对用户形成黏性)。这样的入口可能一直处于服务企业需求的最前沿,包括传统的会展服务、商机对接、合规培训、商事认证、仲裁等。这些服务加上支付服务,将使得这种入口的平台形成对企业用户巨大的黏性,成为企业国际支付最佳入口。第三,不仅仅是传统服务需求,这种入口还在了解和服务企业在国际商贸和金融场景下的金融需求上位于最前沿,如跨币种支付、融资借贷、金融交易和储备等。第四,借助区块链和数字金融创新,这种入口的网络平台可以比央行DC/EP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例如中国商贸企业与其他国家贸易对手方形成去中心、风险均担和利益分享的合作共赢格局,这是根本性改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的要素。

央行和民间的商贸企业入口会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中发挥互补协同作用,就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一样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央行和DC/EP更多发挥官方法币的主导作用,宣导了人民币的货币主权;后者更多以商业中性的去中心、多中心商业联合体形式推进人民币数字经济的使用场景,并且有相比较央行更多的灵活机制提升人民币的吸引力。

这本书是吹响的号角,我的使命从未像今天这般清晰,即借助区块链和数字经济的历史机遇,致力于为中国国际商贸和金融环境,建设数字金融生态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赋能国际商贸和金融环境下的中外企业。

第八节 致谢

第一要致谢朱嘉明老师。没有他的识才、鼓励、指导和言传身教,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独立研究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远。比学术重要得多的是,朱老师虽老骥伏枥仍志在千里的精神风貌极大地鼓励了我从更宏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待现在的历史机遇。以前,我只是一个笃信比特币去中心和民主化核心价值观的有志青年,拥有一个相对模糊的鸿鹄之志;现在,我更加坚信我一直为之准备的历史使命,是与一个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完稿之时,正值嘉明老师69岁的生日,因此此书是给嘉明老师最好的生日献礼。同时致谢衣锡群和王巍两位前辈,在此书撰写过程中给予鼓励并作序。

第二要致谢我曾经的投资人启赋资本和顾凯。

第三要致谢现在团结在我身边的诸位朋友和伙伴,让我们一起为天赋使命去奋斗。

第四要致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团队。没有许剑秋、陈丽娜和许正阳老师们辛勤、高效的工作,本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以出版。

第五要致敬那一群兼具极高学术才华和社会良知的学者们——朱嘉明、Michael Hudson、Richard Werner、Michael Kumhof、Adair Turner和Joseph Stigl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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