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货币起源与意识形态之争

第一节 概述

2008年中本聪发明比特币极大激发了普罗大众对铸币权的关注,自然货币起源变成一个广泛争议的话题。最初,有关货币起源的不同理论之争更多体现在政府与私人机构对货币创造和发行的控制权之争。在过去,这种争论发生在政府和私人银行之间。现在,比特币的拥趸们加入私人银行,来为自己争取铸币权的行为找到理论依据。

大部分讲述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学的教科书里面,货币被描述为起源于易货贸易。比特币布道者和拥趸宣扬最多的口号也是“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个笑话最初起源于对易货理论有偏好的学者和银行利益群体的有意识地掩盖(历史事实和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和误导,现在这个笑话被受错误理论“愚弄”的普罗大众(相当一部分是数字货币社群)进一步放大。笔者对货币是否应该由国家或私人机构控制不预设立场,仅仅希望还原与货币有关的历史真相,如货币起源、货币演进过程、私人和政府控制货币造成的金融危机等。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在公开演讲中称,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现在的主流共识是货币起源于政府的权威。这里的“主流”不是普罗大众,而是与货币历史有关的考古学、人类学、货币历史学学者和央行人士。

货币历史学家Alexander Del Mar在一个多世纪前写道:“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不会费力研究货币的历史,想象并推断出这种假想知识的原则更简单。”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教科书对货币起源的解释,它认为货币起源于私人交易,以克服易货贸易(也称为“物物交换”)中的双重巧合的需求难题。正如Graeber(2011)所展示的,基于可回溯到数千年前广泛的人类学和历史证据,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根据。在原始和古代社会,易货贸易几乎不存在,相反,第一次商业交易是在精心设计的信贷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这些信贷体系通常以农业商品的形式(包括牛、粮食和工具等)计价。此外,Graeber(2011)、Zarlenga(2002)及其引用的文献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这些信贷系统和后来的货币系统,其起源是国家、宗教/寺庙机构和社会仪式的需要,而不是私人交易关系的需要。

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主要依靠信贷。由于种植和收获之间的时间差,人们在购买时很少付款。当巴比伦人去当地的酒馆时,不会把粮食装在口袋里去支付。他们会欠账,直到收获时在打谷场清偿债务。经营这些“酒吧”的酒妇们将大部分粮食交给皇宫,用于支付皇宫在作物年预支给她们的物资。这些付款是财务性质的,而不是现场易货型的交换。

作为一种早期使用的支付手段,货币化的粮食和白银主要是为了清偿债务。这种货币化不是物理的,而是行政和财政的。典型的付款涉及宫殿或寺庙,它规定了可接受货币的重量、测量和纯度标准。他们的会计师将货币作为一种管理工具,用于远期规划和资源分配,以及与经济体其他部门进行交易,以此来收取土地租金,并为贸易货物分配价值。每次航海或商队周期结束时,人们会以银款来支付这些货物。

本文第二节将着重描述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货币体系。第三节描述受近东影响,古典时代早期罗马和希腊学习并发展了与近东类似的信用货币体系,但后来其货币和债务发展经历了与近东不同的路径。第四节描述后古典时代货币的演进,着重对比了政府和私人控制货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果。第五节对货币典型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高利贷、货币起源理论的意识形态,以及货币起源于易货理论的不足之处。最后一节总结了不同货币起源理论对现代公共政策的影响。

第二节 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货币体系

一、货币在美索不达米亚寺庙和宫殿经济中的作用

货币债务和支付手段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寺庙和宫殿发明了一种会计实务,用于管理一个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金属、石头和其他材料的农业经济。这些大型机构雇用了织布工和其他手工艺人员,后者靠在宫殿/寺庙土地上种植的作物来养活自己。这些手工艺人还从寺庙/宫殿的畜群获得羊毛供给,这些畜群由企业家管理或者由寺庙/宫殿之外的机构拥有。

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和工匠需要食物、工具和啤酒,也需要节日庆祝。为了计算远期规划和厘清盈余或短缺,需要对这些流量进行测算,并向宫殿提交账目,用于管理农田和牧群、啤酒的酿造和销售、面包烘焙和手工艺品生产,帮助这些机构管理内部、本地或长途贸易。

纺织品和其他产品被委托给贸易商以获取银、铜和其他原材料,而土地、专业职能或企业则委托给企业家管理,以换取规定的收入,通常以基于正常经验的固定费率预先计算。Hudson和Wunsch(2004)从发源于公元前4000年晚期到新巴比伦时期的书面记载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济的记账和货币化情况。

大型机构运作的规模需要提前规划,以安排和跟踪粮食和原材料在其领域和工坊的流动。第一个需求是为关键商品分配标准化的价值。此问题通过创建管理价格的网格得到解决,该网格以整数设置,便于计算和记账。谷物被指定为一个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用于计算价值和共同衡量农业和手工业领域资源分配的劳动时间和土地收益。

这些大型机构的第二个需求是一种向其官员支付税款和费用的工具,以及为贸易企业提供资金的工具。白银作为账户货币,也作为贸易和商业企业的支付手段。通过将银的谢克尔重量(8克)设置为相当于一古尔“夸脱”谷物或300西拉,建立双货币体系,用于支付宫殿和寺庙,并为不同的商品和功能估价。谷物和白银用于清算官方债务余额的可接受性,促进了其作为货币在整个经济体中的使用。

二、会计与货币的起源

与作为评估美索不达米亚生产和分配的双重价值度量的谷物和白银不同,迈锡尼人

的B类线性文字的账本(公元前1400—前1200年)中找不到货币的公共(计价)标准。朝贡清单以及从农业中心和工坊交付的物品都是用实物支付的,没有迹象表明货币被用作价值度量或通用支付手段。Ventris和Chadwick(1956)讲到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以白银或黄金支付的服务”,并且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接近货币的东西”。每种商品都单独列出,一个单位与另一个单位之间没有任何等价的迹象。这表明古希腊货币发展可能远落后于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会计师面临不小的挑战,他们不仅要记录一次汇款,还要将大量汇款合并汇总。当信息堆积起来却没有合成时,它就变得毫无用处。一个好的大机构官员需要能够压缩数据。汇总账户要求抄写员合并各种记录中的信息。美索不达米亚的宫殿和寺庙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定谷物和白银作为参考点,共同度量他们机构内以及与经济体其他部分进行的广泛交易,这些交易涉及粮食、纺织品、啤酒、船运和礼仪服务表演等。

建立一组价格等价,就可以分配价值,并按此类一览表所列的任何商品付款。Englund(2004)引用了铜、羊毛和芝麻油等主要商品在整体价格网格中被分配的价值,与谷物、白银或相互间可转换。

Cripps(2017)对白银、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进行了回顾,发现苏美尔城市之间的大麦/白银价格比率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与文本的地理来源以及区域的行政背景相关,无论我们是否将其理解为价格或等价物。然而,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反映市场供求,而是被操控的。“大麦相对于白银的价值变化不是来源于自然事件造成的丰盈或短缺,或者由于市场的变化导致这些商品供需的变化。”

1:1的谢克尔/古尔比率使月度和年度的收入支出统计能够以最基本的通用标准表示,并用于标示欠大型机构的费用、税款和其他债务。但为了完成货币程序,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为了提供价值标准并成为支付手段,谷物和白银必须以标准化单位计量或称重。为了便于计算大型机构内部的资源分配,这些单位以寺庙为每月定期分配资源而设立的行政日历为基础。

这反过来又需要用标准化的30天月取代不同长度的农历月(Englund, 1988)。每月的粮食单位按体积单位古尔计量,分为60个,显然是为了计算劳动力在每个行政月每天两次的口粮。Lambert(1960)描述了巴比伦账户如何将粮食配给转化为每一类劳动力(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劳动时间。这种由分数划分的60进制系统使大型机构能够计算在任何给定时期内生产纺织品或砖块、建造公共建筑或挖运河所需的配给。白银和其他金属的称重紧随其后,将米娜分为60谢克尔。

这种白银和谷物货币作为价格系数,被寺庙和宫殿用于评估劳动力的产品和他们委托给商人的手工艺品。以白银计价的商业预付款的利率是以最简单的60进制方式设定的:每月1/60,5年(60个月)本金翻倍。这一标准化费率被整个经济体所采用。

三、货币和价格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结束时,大型机构将外贸和其他宫殿企业的价值以白银计算,白银因此作为“世界货币”兴起。黄金在不太公开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公元前2000年后对亚述外贸企业进行资本投资。黄金相对于白银的价格,因城市而异,也因时期而异。但就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而言,任何将价格变化与货币供应变化联系起来的尝试都不适当。这是因为“货币”只是一种商品形态,被寺庙和宫殿以保证价格用于支付。这些大型机构通过接受小麦、羊毛和其他关键产品作为税费的支付,为它们提供了货币价值。

货币价值必须稳定,以便生产者提前计划,尽量减少因破坏性价格变化降低偿债能力的风险。因此,官方价格等价物作为财政政策的辅助,同时避免不稳定。《汉谟拉比法典》 (公元前1776年) 规定,欠Tamkarum商人(包括宫殿收税者)大麦或白银的公民,可以支付等值的货物,如谷物、芝麻或其他一些在官方价格网格的基本商品(Roth, 1997)。

这一规定,对于依赖借款的农业企业家和畜群管理者来说,想必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汉谟拉比法典》规定稳定谷物/白银汇率,“旨在给脆弱的债务人(小农或租户)一些法律保护和帮助”。收获季节支付到期时,在大型机构以外粮食价格相对白银价格可能处于季节性低位。因此,这些规定使巴比伦的债务人在收获时免于受到价格波动的伤害。宫殿的汇率担保使欠费、税款和其他以白银计价的债务的种植者能直接用大麦进行支付,而无须通过出售大麦来换取白银。

因此,所谓的“白银”债务并不意味着实际需要支付白银,而只是意味着一定的利率。标准的以白银计价的美索不达米亚商业贷款的利率等价于20%的年利率。如果债权人真的想要白银,他们将不得不在收获季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转换粮食。向宫殿的收税者运送的物量也是稳定的,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宫殿外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幼发拉底河沿岸城门外的码头区。其效果与现代农民签订“远期”合同一样,避免受到市场价格变动的伤害。

对于不涉及大型机构的交易,(统治者)几乎没有什么想法去防止价格变化。在农作物歉收、干旱或洪水时,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就像公元前2022年乌尔第三王朝的末期,乌尔人不得不从上游的伊辛城镇购买粮食一样。但是,这些价格变动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稀缺性,而不是货币现象。

在一些情况下,当农业债务无法偿还时,通过皇家的“恢复秩序”(苏美尔amargi、巴比伦andurarum)取消农业债务,这就避免了资金外流。面对不断增加的欠款,为了维持总体经济平衡,新统治者在登基后宣布清除这些石板,免除个人债务人的偿还义务(但商业债务仍然保持不变)。公元前1645年的阿米萨杜卡法令详细阐述了这些细节。

尽管大型机构以外的交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但巴比伦的双货币标准并没有 “廉价币或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谷物没有赶走白银。当农业部门的企业家试图在收获季偿还官方粮食债务时,这是结构化稳定关系的一部分。青铜时代的寺庙和宫殿没有创造法定货币用于经济,也没有货币通货膨胀。早期的“货币”只是向大型机构偿还债务的官方价格表,与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支持农产品价格的“平价定价”政策类似。例如,羊毛价格因市场状况而变化,但名义上由皇家法令固定了150年,这一事实表明,这一标准化价格指的是欠宫殿及其收税者的债务支付。

统治者承诺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植物油和其他商品,以此来促进繁荣。公元前1930年左右,埃什努纳法典宣布的官方汇率为,300西拉的大麦为1谢克尔的白银,或是3西拉的精油、12西拉的普通油、15西拉的猪油、360谢克尔的羊毛、2古尔盐、600西拉的盐、3米纳斯原铜,或2米纳斯的精铜(Roth, 1997)。

这些低价格不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来实现的。与粮食/白银比率不同,这种价格承诺不是货币规则。

第三节 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货币体系

一、早期的货币与债务

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有息债务向西蔓延到地中海地区,主要是由于叙利亚和腓尼基商人建立了贸易飞地。这些商人带来了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后来接纳的度量衡。A. E. Berriman的历史计量学(1953)指出,克拉最初是角豆粒的重量,是一种原产于美索不达米亚子午线的角豆树的种子,重1/60谢克尔,希腊术语是“小谷物”。

希腊和罗马的精英们也采用了近东的做法,即根据当地的单位分数设定利率,例如,罗马的双十进制体系将英镑分割成12金衡盎司。每年一盎司(1/12)相当于8 1/3%的利率。这远远低于美索不达米亚三分之一的本金(或商业贷款的五分之一)的农业利率,但罗马和希腊的债务(因为缺乏债务减免机制)最终更加沉重。

古希腊的经历证明,可以从早期近东货币发展中得出一些一般共性。Salmon (1984)描述了商业地峡城市科林斯(希腊海港城市)在公元前575年到前550年如何采纳硬币,并支持了货币学家C.M.Kraay(1976)的结论:“硬币没被打算用来促进贸易,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早期的货币是为信贷交易融资,而不是为货物交换提供资金……从最早的发行到4世纪下半叶,至少在科林斯,硬币和贸易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它们提供了一种信贷手段。如果硬币本身是贸易项目,它们本该从科林斯出发,比实际上走得更远,数量也大得多。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科林斯贷出,用于购买交易的物品。”(Salmon,1984)

货币主要用于支付税款和费用,Salmon的文章继续说:“科林斯最初发行硬币,是为了服务于造币当局。城市会发现,如果以纯度和重量固定的硬币支付款项(税款、罚款等),这会很方便。如果能使用值得信赖的硬币,那么国家不时为建筑计划、雇佣兵和其他目的支付款项也将得到简化。”

希腊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债务危机的例子是公元前599年索隆的改革,这是对小农严重债务危机的回应,此次危机是由一个富有的寡头对造币收取利息引起的。索隆的改革在非常早期已经包含了许多要素,Henry Simons(1948),芝加哥计划的主要支持者,后来称之为“金融良好社会”。认识到这些是极其有启发性的。第一,普遍取消债务,归还被债权人没收的土地。第二,通过为农产品设定官方货币底价,将农产品货币化。由于偿还农业债务人贷款的来源是这些商品的产出,这就使债务融资变成了更接近股权融资的东西。第三,索隆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政府发行的非债务硬币,减少了对私人债务的需求。

索隆的改革非常成功,150年后,早期的罗马共和国派代表团到希腊学习。从公元前454年(Lex Aternia)到迦太基战争时期,它们(索隆的改革)成为罗马货币体系的基础(Peruzzi, 1985)。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古老的货币理解和更现代的解释之间建立了联系。这发生在亚里士多德的教义中,这些教义对早期的西方思想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货币的国家和制度性理论,并拒绝任何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概念或交易的货币概念,说“货币本质上并不存在,而是通过法律存在”。柏拉图的对话包含类似的观点(Jowett,1937)。这种洞察反映在当时的许多货币体系中,这与货币历史学家中的一种普遍偏见相反,这些货币体系是基于国家支持的法定货币,而不是商品货币。例子包括极其成功的斯巴达系统(约公元前750—前415年),由Lycurgus引入,它基于低内在价值的铁盘;公元前390—前350年雅典系统是基于铜;最重要的是早期罗马系统(公元前700—前150年),它基于青铜片,后来的硬币,其材料价值远远低于其面值。

二、晚期的货币与债务

希腊城市的税收发展缓慢。希腊和罗马不是从税收或公共企业获得金条,而是从战利品、征收贡品或从雅典当地的银矿获得。支出是关键,主要是支付士兵和雇佣军。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市,货币的主要作用是给水手们支付津贴。米利都(古代爱奥尼亚城市)的赫克特斯没有提议征收大资本税或其他形式的税收来建立盟军舰队,而是没收布朗奇达伊的宝藏。这可能表明,5世纪初税收在爱奥尼亚是原始的。

直到古罗马结束前,亚历山大大帝不断地掠夺寺庙和宫殿,所以军事征服一直是获取金属货币的主要手段。军队带着铸币工人熔化战利品,分发给他们的指挥官和部队,一小部分给城市庙宇。当没有更多的王国供罗马帝国征服和获得贡品时,(帝国)无力对寡头经济征税导致了硬币的贬值。

希腊和罗马经济与古代近东经济的主要区别是缺乏债务减免,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危机。这些危机从公元前7世纪古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的“暴君”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19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将这些债务危机归因于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左右硬币的引入,当时希腊城邦发行了印有城市形象的硬币,如雅典的猫头鹰。但是,货币兑换商仍然对各个城市的硬币进行称重,与大约2000年前称重金条的使用保持一致。

在古代的债权人寡头统治下,造成两极分化的不是金钱、硬币,甚至不是利息债务,而是社会处理计息债务激增的方式。

随着信贷日益私有化,债务成为一种强大动力,足以化解塑造货币最初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制衡机制。美索不达米亚有高利贷和债务束缚,但其统治者设法避免了困扰地中海土地的不可逆转的剥夺权利和最终的农奴制。近东的目标是保护一个有土地的公民,为宫殿提供劳役和兵役。尽管宫殿扮演主要债权人的角色,但它通过债务特赦保护债务人,从而解除了有息债务的极化效应。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债务都是欠宫殿的,所以统治者们基本上要取消欠自己和收税者的债务,因此他们宣布“Clean Slate”(清洁石板,重新开始),以此将经济从广泛的债务束缚中拯救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债务人将被转向为债权人工作,这将转移劳动力,从而牺牲宫殿的利益。

但是,随着希腊和罗马寡头成为主要的债务拥有者,债务不再被取消,除非是为了在军事或社会紧急情况下维持军队的忠诚。债权人有权取消抵押赎回权被“神圣化”,而不是取消债务以恢复经济平衡。

在希腊与罗马,货币和债务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道路。寡头们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阻止公民债务的取消。希腊和罗马的农村高利贷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剥夺了负债累累的公民的土地,后者通常成为军队的雇佣军,而这些雇佣军以前是由自食其力的公民组成的。土地所有权比青铜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当代新巴比伦经济更为集中。

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这种向强硬的债权人导向的法律的转变,并将不偿还债务描述为导致混乱。然而,这些被清除的债务(Clean Slates)将近东经济体从经济极化和广泛奴役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如果统治者采用现代以债权人为导向的规则,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维持的。

古典时期的起飞也不是持续的。到罗马帝国的末期,富有的精英们垄断了土地,剥夺了经济的货币,他们把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进口上,这些进口使白银和黄金流到了东方。其结果是易货经济看起来重新“兴起”,货币化进入下一阶段:(在民间)货币被剥夺,导致贫穷和两极分化。

这种后罗马寡头的瓦解变成了当地的自给自足和易货,扭转了一度持有的(正确)观点:即易货经济由信贷经济的货币化发展而来。然而,教科书仍然重复这一顺序(先有易货),而不承认信贷的早期作用,没有提及货币化进化初期的宫殿和寺庙,也没有提到当债务不受压制时(通过债务减记和“清洁石板”)它将在数学上呈现自我扩张的趋势。如果这种经济理论真的具有普遍性,历史就不会以它的方式发生。

第四节 后古典时代货币演进

一、古代(1689年前)和近代(1689—1917年)

许多历史学家将罗马共和国的最终崩溃归因于财阀政权的出现,它以牺牲普通公民为代价积累了巨额私人财富。迦太基战争的紧急时期引入了私人控制的银币和后来的金币,价格远远超过了他们早先商品价值的价格,这巩固了财阀政权的统治地位。随着罗马的崩溃,许多古老的货币知识和经验在西方消失了。但是亚里士多德教义仍然很重要,因为它们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影响,包括St. Thomas Acquinas(1225—1274年)。这可能解释了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货币控制一般仍掌握在政府或宗教手中并与社会最终主权密不可分的部分原因。然而,这种情况最终被改变了,其开始可以追溯到1204年Byzantium垮台后私人银行业务的首次出现,统治者越来越依赖私人银行家的贷款为战争融资。但最终货币控制掌握在君主手中的状况仍持续了数百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1820年)仍为政府所有,并维持100%的存款准备金支撑。英格兰的爱尔兰Mixt Moneys法案证实了主权国家有权发行本质上毫无价值的贱金属铸币作为法定货币的权利。1666年的《英国自由铸币法》将货币供应的控制权交到私人手中,而私人控制的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这首次见证了一个主要的主权放弃货币控制,不仅是放弃给中央银行也放弃给央行背后的私人银行利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将提供充分的机会来比较政府和私人控制货币发行的结果。

英国的结果很清楚。Shaw(1896)研究了英国历史上君主的记录,发现除了一个例外(亨利八世),国王都能为国家的利益负责任地使用他的货币特权,没有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另外,Del Mar(1895)发现,《自由铸币法》开启了一系列商业恐慌和灾难,而当时这些恐慌和灾难是完全未知的。1694年至1890年间,英国只有25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这种私人货币发行制度的主要倡导者是Adam Smith(1776)和Jeremy Bentham(1818),他们的论点是基于商品货币的谬误概念。但是,一长串杰出的思想家主张回归政府货币发行制度(或取决于国家和时间,制度维持),货币金属(或材料)的内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名字包括John Locke、Benjamin Franklin、George Berkeley、Charles de Montesquieu、Thomas Paine、Thomas Jefferson、David Ricardo、Benjamin Butler、Henry George、Georg Friedrich Knapp。

美国的货币经验与英国相似。各个州发行的殖民纸币对这个国家有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英国对此类货币的压制是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Del Mar,1895)。美国革命战争期间发行的大陆币对于允许大陆国会为战争融资至关重要。殖民地没有过度发行,通货膨胀最终发生的唯一原因是英国大规模造假。政府还在1812—1817年和1837—1857年保守和负责任地管理了纸币的发行(Zarlenga, 2002)。林肯在内战期间发行的美元再次成为为战争筹资的重要工具,它们的发行是负责任地管理的,结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筹资的通胀要低一些。最后,1907—1913年期间的Aldrich-Vreeland制度,即货币发行由政府通过货币监理署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管理(Friedman和Schwartz, 1963)。政府货币发行记录上的一个瑕疵是通缩,而不是通货膨胀。Van Buren的总统任期引发了1837年的萧条,坚持政府发行的货币有100%的金/银支撑。这种完全不必要的束缚意味着货币供应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至于美国在私人货币发行方面的经验,记录要糟糕得多。私人银行和私人拥有的美国第一银行,特别是第二银行,由于最初的货币过度扩张,伴随着高债务水平,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缩和债务通缩,一再引发灾难性的商业周期,银行家最终没收了违约债务人的抵押品,从而加剧了财富的集中。1810—1820年期间,伪造的私人银行券的发行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类似的经历在整个世纪中一直持续。在大萧条前时期,私人信贷的大规模扩张是银行引发的繁荣—萧条周期的又一例证,尽管美联储的错误加剧了其严重性(Friedman和Schwartz, 1963)。

二、现代(1917年后)

简要地说一下私人控制货币发行的拥趸最喜欢的一个例子——1923年的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据称是由于过度的政府印钞造成的。时任德国央行行长Hjalmar Schacht在Schacht(1967)中还原了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具体来说,在1922年5月,盟军坚持完全私人控制德意志银行(即德国央行)。这个私人机构当时允许私人银行发行大量货币,直到流通中一半货币由私人银行发行,且德国央行随时可以按需兑换到德国马克。私人的德国央行也使得投机者能够卖空货币,由于Keynes(1929)指出的赔款的转移问题,货币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此,央行向投机者提供了慷慨的德国马克贷款,当德国马克的远期销售到期时,他们可以用这些贷款兑换外汇。1923 年年底,Schacht被任命后,他停止按需将私人货币兑换为德国马克,不再按需发放德国马克贷款,此外,他还使新的列登马克不可兑换为外币。结果是投机者被压垮,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了。Dawes计划进一步支持了货币,该计划大大减少了不切实际的高额赔款。因此,这一事件显然不能归咎于政府运行的中央银行过度印钞,而应该归咎于过度的战争赔款和私人投机者在私人中央央行的资助和怂恿下大量创造货币。应该指出,新兴市场最近发生的许多恶性通货膨胀也是在存在大规模转移问题和针对货币的剧烈私人投机的情况下发生的。

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GFC)。GFC代表了国家还是私人控制货币的失败,是一个“可解释”的问题。GFC后,批判国家控制货币失败和批判私人控制货币失败的一样多,就像美国国会辩论双方都引用宪法同一条款。像美国宪法条款一样,美联储的公共属性是“可解释的”。他虽然由国会授权行使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但是否尽责并完全以公共利益优先,值得怀疑。名义上美联储由数千家成员银行组成,并且形成了相对制衡的权力结构,但可信服的事实显示纽约联储为其实际控制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七名高级雇员(包括正副主席)提名短名单由纽约联储提交给总统,总统从中选择提名经国会通过。纽约联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五个投票席位中,拥有永久一席,其他11家地区联储轮庄四个席位。美联储主席不在位时,纽约联储主席行使其权力。纽约联储的交易室执行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决策。纽约联储与美联储同时拥有BIS的会员身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BIS都只有唯一代表。这些设置都清晰表明纽约联储是美联储的实际控制人,而前者的大股东是数家华尔街银行。GFC期间,受救助的银行甚至用“救命钱”给自己的高级雇员发奖金。Adair Turner严厉批评歧视性的法律允许金融机构破产而不允许个人贷款违约人破产。林林总总,很难让人信服美联储的行为完全符合公众利益。

现代央行的独立性给了央行官员独立于政治(很多时候是独立于政府)的合法性,但缺乏机制约束、问责他们是否可以合理、合法、以公众利益优先地行使权力。央行顶层官员的遴选过程也不透明,国有英格兰银行和超主权欧洲央行的高级官员遴选过程一直被批评充满黑箱。被赋予巨大独立性的央行官员,可能利用手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实现特殊群体的政治目标。例如《日元王子》(Werner, 2003)揭露,日本央行官员20世纪90年代故意创造房地产信贷泡沫,以衰退为由推动“日本经济结构化转型”,也在10多年前预测欧洲央行会通过持续大规模量化宽松操作创造资产价格泡沫,以制造衰退逼迫欧元区国家向欧洲央行出让财政主权,以促进建设财政联盟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不论该书对欧洲央行的动机判断准确与否,对其行为的预测是如实的。欧洲央行与成员国财政高官对Libra也表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因此现代央行独立性和超主权特征虽然有其学术层面的合理性,但实际上是反国家意识的体现。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也更加撕裂,因为现代社会利益群体更加碎片化,占人口少数的精英群体拥有更强的舆论和立法影响力。前述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行为在精英眼中可以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因此国家和私人控制边界的模糊以及更加撕裂的公共利益格局,让有关国家和私人控制货币的争论缺乏明确的基础。就像政府一直为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背黑锅一样。但与1923年德国央行明显被私人控制的事实不一样的是,现代央行被非国家力量控制显得更隐蔽和模糊。

中国政府控制人民币的积极成果可能会引起最少争议。Richard Werner、Michael Kumhof和Adair Turner都不同程度称赞了中国央行的“窗口指导”政策在实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货币典型问题之争

一、高利贷

Zarlenga(2002)的一部大师级作品,讨论了关于货币的本质和控制的历史,并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与Graeber(2011)一样,其表明,由于与私人债务相关的高利贷,私人发行货币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屡次导致重大社会问题。

Zarlenga没有采用高利贷这一普遍但过于简单的定义,即收取“超额利息”,而是采用了通过蓄意滥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谋取私利的“不劳而获”的定义。从历史上看,高利贷有两种形式。

高利贷的第一种形式是私人占有一种社会货币的便利收益(货币的非货币收益被称为“便利收益”)。私人货币必须以正利率借入,而该货币的持有者由于其流动性的非货币利益,同意不收利息或收取非常低的利息。因此,针对贷款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的息差,虽然一部分是因为贷款风险溢价,但另一大部分是因为货币的流动性服务的收益。这里的息差被拥有私人创造货币特权的小团体私下挪用了。这是一种特权,由于其巨大的利益,往往由于强烈的寻租行为或牌照等制度保护(例如现代银行制度)而获得。Zarlenga(2002)记录了多个类似的历史情节。

高利贷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的私人创造者有能力操纵货币供应谋取利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创造大量信贷和货币,从而造成商品价格高企,之后在经济收缩时期收缩信贷和货币,因此商品价格低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收获周期,但Zarlenga(2002)、Del Mar(1895),其中引用的著作包含许多其他证明这种机制有效的历史例子。它一再导致系统性的借款人违约、抵押物被没收,从而将财富集中到贷款人手中。对于宏观经济后果而言,这是否代表蓄意和恶意操纵,或者它是否是基于私人货币创造的制度的固有特征并不重要。

二、货币起源的两种意识形态

(一)国家货币理论

钱币学(numismatics——硬币的研究或收藏)一词的词根(nomos),是“法律”或“习惯”。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货币的国家和制度性理论,并拒绝任何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概念或交易的货币概念,说“货币本质上并不存在,而是通过法律存在”。柏拉图的对话包含类似的观点(Jowett,1937)。

这种货币“国家理论”在现代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在出现赤字时不必向私人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借款。他们可以通过发行法定货币来货币化其支出(所谓“货币化融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补充的,“我们有能力改变货币的价值,使其变得毫无用处”,不管它的实际使用价值如何。

Georg Friedrich Knapp的《国家货币理论》(Knapp, 1924)描述了货币如何被其财政角色赋予价值:国家在纳税时愿意接受它。Innes(1913, 1914)通过描述货币在偿还债务中的起源,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使货币与信贷过程而非商品建立了关联。 Karl Polanyi(1944, 1957)领导的一个学派,强调“再分配”经济体中,受管理的价格等价物优先于供需关系决定的市场交换价格。Renger(1979, 1984)阐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宫殿经济的行政性质。

货币化融资在现代央行属于政策禁忌。GFC之后,多数央行持续进行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并且没有退出的迹象,或者发行低息永续债。Adair Turner在《债务与魔鬼》(Turner, 2016)中指出,现代央行为应对GFC所推出的没完没了的QE或者低息永续债,已经实质上接近货币化融资只是尚未突破红线。为化解债务积压并使经济不陷入长期的衰退,Turner建议通过法定货币创造,或用于新增的财政赤字融资,或用于核销存量公共债务。Turner认为,为了防止未来因债务积压造成的债务危机,我们需要控制私人信贷创造,需要打破财政赤字融资的政策禁忌,同时确保该政策不被滥用。同时他认为任何货币融资的使用都应该是一次性的,但某些情况下,货币融资持续发挥作用可能比其他代替政策的风险更小。

(二)商品货币理论

国家货币理论的这些变体淡化了个人和纯粹商业谋利的作用,这些谋利行为主导了大多数早期对货币起源的看法。Carl Menger(1892)阐述了Adam Smith所描述的“以物交易和物物交易”是人的本能,提出了经典版本的货币起源的商品理论,没有提及纳税或欠公共部门的其他债务。他推测货币是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易货贸易的结果。根据这一观点,金属成了这种交易最合意的媒介,因为其能发挥三项主要功能:

  1. 紧凑、统一的价值存储,以存储购买力将价值(储蓄)压缩到相对较小的空间,并且不变质(与谷物不同);
  2. 一种便利的付款方式,可分割成标准化的部分重量单位(假设其纯度或成色已证明);
  3. 价值的度量。

由于上述功能,白银和黄金是被广泛接受的商品,用来衡量其他产品的价格。

商品或易货理论将货币描述为新石器时代生产者、商人和富有的储蓄者在相互交换作物和手工艺品时首选的商品。在这个起源神话中,金条成为价值度量和支付手段,不受宫殿或寺庙监督。由于个人可以储蓄和贷出赚取利息,因此,货币升级成为资本,由个人而不是由公共机构提供。

关于货币起源的不同看法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将货币视为个人选择供自己使用和储蓄的商品,意味着银行自然而然地居间货币创造。银行利益支持这种假设,即货币在政府不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是如何产生的。政治信息是,他们/银行——由富有的债券持有人和储户支持——应该拥有货币权力来决定是否为政府提供资金,政府的支出应该通过借贷而不是通过法定货币创造来融资。作为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公共监管和货币创造上升趋势的反对,这个学派将货币的价值描述为基于其贵金属含量或可兑换性,或基于银行存款和其他金融资产。

货币起源于史前的个体相互交换商品的理论,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创造自己的货币是不负责任的。

货币的功能、价值来源的两种理论都植根于关于货币是公共还是私有,以及货币应该由公共法币还是黄金作为支撑的争论。Charles Goodhart(1998)表明,货币是为了促进个体间交换的易货理论甚至不适用于现代。他提供了长期争论的参考书目,以突出当今易货理论偏好背后的政治党派动机。

Zarlenga(2002)指出,关于“真正的”由贵金属支撑的货币与法币的辩论主要是转移注意力,因为即使在以贵金属为基础的历史政权中,贵金属相对价值高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它们作为货币的作用,其价值源自政府法令而不是来自金属的内在品质。这些问题在Smith(1776)中尤其令人费解,其对于货币持原始商品观,尽管当时的私人英格兰银行早已开始发行一种法币,其价值与贵金属的生产成本基本无关。此外,正如Smith所了解的,英格兰银行和私人银行都在为没有存入硬币(甚至银行券)的借款客户在账户中创建可用支票支付的账面贷记。

三、货币起源易货理论的不足

Paul Samuelson(1973)的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大学教科书总结教授给数代经济学学生的易货理论的逻辑:

易货显然不方便,它代表着从自给自足状态迈出的一大步,在这个状态中,每个人都必须是门门皆通但样样稀松……如果我们要按照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思路来构建历史,我们自然应该让商品货币的时代跟随易货时代。

Samuelson无视信贷安排,也排除了对近东货币化初期的宫殿或寺庙的引用,然后试图通过转向伪人类学来将这种猜测作为表面上的经验证据:

从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的商品曾经作为交换媒介:……烟草,皮革和皮,毛皮,橄榄油,啤酒或烈酒,奴隶或妻子……巨大的岩石和地标和烟头。商品货币的时代让位于纸币时代……最后,伴随着纸币时代,是银行货币或银行支票存款的时代。

这种观点将商品货币描述为原始和自然,认为历史的方向在今天商业银行达到顶峰。它把信贷放在“易货—货币—信贷”序列的末尾,而不是在开始。在Samuelson写作的时候,货币史前史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与政府监管倡导者争夺的一个舞台,讨论私营部门或公共部门是否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政府是否应该监管信贷和创造自己的货币或把它留给私人机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一些理念,如信贷和债权人导向的债务催收规则留给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富人,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等。这些理念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有利于金融利益集团。

史前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没有为这种易货理论提供支持证据。人类学家Caroline Humphrey(1985)强调说:“没有一种纯粹和简单的易货经济的例子被描述过,更不用说货币的出现了。”他说:“所有可用的人种学都表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至于楔形文字记录,它表明,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人最初的主要货币活动是支付税款、费用或购买宫殿和寺庙制造或进口的产品,基于这些大型机构提供或监管的信贷。

就便利性而言,进行交换的最简单和成本最低的方式是避免用金属直接付款。如果不得不为零售甚至大型交易的货币称重,将会最大化交易成本。然而,当反政府理论家认为商品货币和银行信贷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Ober,2008)时,他们只将硬币与易货进行比较,而不与信贷比较,例如,在收获季的打谷场结算。“易货理论”排斥了一种想法,即宫殿的信用创造和监管有助于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实际上也有助于维护经济稳定。

易货理论的证据缺乏并没有困扰Menger,因为他的逻辑纯粹是推测性的:“即使钱不是来自易货,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史前学家和人类学家会回答:“不,不可能这样发生。货币总是嵌入到公共环境中。如果没有公共催化剂和持续监督,货币就很难发展起来并被接受。”

任何实用的信用和贸易支付系统都需要精确地称重和测量。这就需要公共监督来检查欺诈行为。从事易货或自身信贷的个人无法被赋予信任。历史上,骗子在出售商品或贷出货币时使用轻的衡器,以少给顾客,在购买或收债时使用重的衡器,以获得过多的白银或其他商品。

《圣经》中谴责商人使用虚假的度量衡,其实他们的巴比伦祖先早就这么干了。《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对于以小的衡器借出谷物或货币,却用较大衡器来付款的商人,应没收他们借出的任何东西。阿勒妇女被发现用动过手脚的度量衡出售啤酒,则会被扔进水中。许多其他涉及债权人滥用的裁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拉格什的乌鲁卡基那的统治。

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滥用的例子。公元前 7 世纪的先知Amos描述上帝谴责富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克扣度量(把伊法弄小),提高价格(把谢克尔弄大),用不诚实的秤欺骗。《圣经》和《古兰经》里都有谴责不诚实商人的例子。

管理度量衡是远远超出个人之间原始易货的一步。它需要对交换和信贷进行官方组织和监督。如上所述,用60进制的称重来标示米纳斯和谢克尔,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宫殿和寺庙内交易的优先地位,其发源于以谷物为基础的会计制度安排和分配粮食。犹太寺庙同样提供了标准化的量器,雅典的公共市场监管机构agoranomoi也是如此。整个古代位于城门或寺庙前的空地上的市场,都提供了便于获取的官方度量衡防止欺诈。

除了对度量衡的公共监督外,对白银和黄金成色的质量标准也是必需的。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和第一个千年的销售和债务合同通常规定,以 7/8 纯度的白银付款(0.875 纯度,相当于 21 克拉)。为了避免掺假,在寺庙里铸银以保证特定的纯度。Money一词源自罗马的Juno Moneta神庙,在迦太基战争期间,这里铸造银币和金币,主要是为了武装士兵、建立海军和支付雇佣兵,不是为易货交换。

与当今世界不同,古代没有公共债务作为银行储备的货币基础。纵观古代,寺庙是社会的最终银行家和紧急情况下的资金来源。寺庙里的雕塑装饰着金色的饰品,在需要支付雇佣兵(或者支付赎金或朝贡)时,这些装饰物可以熔化。寺庙这种角色与现代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很相近。

许多易货理论拥趸引用石币岛等例子,这里有几个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最常见的逻辑错误是以易货现象的存在证明货币起源。证明货币起源的最基本要求是,时间上是最早的货币形态,功能上支持了广泛大规模经济活动。其次,考察货币起源首先需要基本的文献、考古和人类学证据支持,形成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仅凭想象,确实可以从几个石币推演出很多故事来,但无法形成延续、逻辑、完整的历史拼图。再次,要评估对历史主线的影响。青铜时代的近东文明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主线,从近东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整个欧洲,这条人类文明的主线异常清晰并且有充足历史文献和人类学证据。最后,作为货币,要有广泛的可接受性,意即能够支持大型经济体的需要。两个村口顽童交换玻璃弹珠确实是原始易货贸易,但非要牵强地理解为货币起源就贻笑大方了。

第六节 总结

与历史记载相悖的货币起源神话,是既得利益者与改革者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即货币和信贷体系应该由银行还是政府控制。信贷和债务是由有利于债权人的法律管理的,还是应该保护广大负债人口的繁荣?经济作家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货币、信贷和利息的起源和特征的易货或国家理论的偏好。比特币兴起之后,数字经济社区中易货理论的拥趸加入传统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私人控制货币的拥护者,但他们没有结盟(严格地说,前者没有资格与后者结盟),只是为铸币权的竞争增加了除国家、私营银行之外的新力量——普通民众。

亚述学和人类学研究证实,货币和货币利息不是由个人之间物物交易作物和手工艺品或相互借出作物和动物而创造的。古老的经济体以信贷为经营,创造货币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这些债务主要是欠美索不达米亚宫殿和寺庙的。利息成为一种主要由宫殿官员管理的手段,为长途贸易融资,并将土地预付给种植者或管理人员。

承认货币和利息的这种宫殿来源,与商业银行将自己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描述为自然和原始的动机是相悖的。自从罗马法律被写成有利于债权人以来,历史就一直被书写来捍卫这个观点,即私人信贷和所偿还债务的“神圣性”是自然的。由此产生的解释货币和利息的起源的神话,反映了银行家和其他债权人的公关游说。

商业银行和国家控制货币的争论在现代越来越模糊,因为国家力量和非国家力量的边界在模糊。这种非国家的力量通过现代央行理论的塑造(如独立性)和全球货币顶层制度和秩序的设计,影响、控制了绝大部分货币和信贷的创造和供给。这种影响具有相当迷惑性,因为货币制度通过代表主权政府的央行来执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现代社会中不代表任何国家的跨国私人资本通过影响央行理论塑造和货币制度的建立,通过各主权国家的央行执行并维护了符合他们利益的全球货币金融秩序。这里的主角是美联储、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权力精英。

这个群体已经攫取了全球货币体系控制权的一大部分,在他们眼里,普通民众或许根本没有资格与他们竞争铸币权。而比特币的拥趸们,也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铸币权的竞争中,谁才是他们最大的对手,中本聪发明比特币真正要革谁的命。

参考文献

Adair Turner,《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 2016年。

Bentham, J.,Defense of Usury, London: Payne & Foss,1818.

Graeber, D.,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Melville House Publishers,2011.

Zarlenga, S., 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 Valatie, NY: American Monetary Institute,2002.

Hudson and Wunsch, “Accounting in Early Mesopotamia: Some Remarks”, in Hudson and Wunsch, Creating Economic Order (ISLET, Dresden):47-64,2004.

Ventris, Michael, and John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Three Hundred Selected Tablets from Knossos, Pylos and Mycenae with Commentary and Vocabulary,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Cripps, Eric L., “The Structure of Prices in the neo-Sumerian Economy (I); Barley: Silver Price Ratios”,2017.

Englund, Robert, “Administrative Timekeeping in Ancient Mesopotami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31:121-85,1988.

Englund, Robert, “Proto-Cuneiform Account-Books and Journals”, in Hudson and Wunsch, 23-46,2004.

Lambert, Maurice, “La naissance de la bureaucratie”, Revue Historique,224:1-26,1960.

Roth, Martha T., Law Collections from Mesopotamia and Asia Minor,2nd ed.,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Salmon, J. B., Wealthy Corinth (Oxford), 1984.

Kraay, C.M. (1976),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 London,1976.

Simons, H., 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eruzzi, E., Money in Ancient Rome, Florence: Academia Toscana Di Sciencze E Lettere,1985. pp. 9-10.

Jowett, B., Translation of Dialogues of Plato, Socrates dialogue Eryxias, p. 814, New York: Random House,1937.

Shaw, W., The History of Currency,1252-1896, Putnams, reprinted by New York: A.M. Kelley, 1967.

Del Mar, A. (1895), History of Monetary Systems, reprint: New York, A.M. Kelley (1978).

Zarlenga, S., 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 Valatie, NY: American Monetary Institute,2002.

Friedman, M. and Schwartz, A.,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3.

Schacht, H., The Magic of Money, translation by P. Erskine, London: Oldbourne,1967.

Keynes, M., “The German Transfer Problem”, in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49, Philadelphia and Toronto: The Blakiston Company,1929.

Knapp, Georg Friedrich (1924), 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 1905.

Humphrey, Caroline, “Barter and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Man, New Series 20, 1985.

Innes, Alfred Mitchell, “What is money?” Banking Law Journal, May, 1913: 377-408, reprinted in L. Randall Wary (ed), Credit and State Theory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Innes, Alfred Mitchell, “The credit theory of money”, Banking Law Journal (Dec./Jan., 1914):151-68, reprinted in L. Randall Wary (ed), Credit and State Theory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Ober, Josiah, Democrac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eacon Press,1944.

Polanyi, Karl, Arensberg, Conrad M. and Pearson, Harry W.,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New York,1957.

Werner, Richard, Princes of the Yen: Japan’s Central Ban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East Gate Books,2003.

Renger, Johannes, “Interaction of Temple, Palace, and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Old Babylonian Economy”, in Lipinski, Eduard (ed.), State and Templ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uven) I, 24956,1979.

Renger, Johannes, “Patterns of NonInstitutional Trade and NonCommercial Exchang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in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Non-Palatial Contex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Alfonso Archi (=Incunabula Graeca, LXXII, Rome, 1984): 31115,1984.

Menger, Carl, “On the Origins of Money”, Economic Journal, 2:238-25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1. (198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892.

Goodhart, Charles “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4: 407-432, 1998.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Great Book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39, 1952,1776.

Samuelson, Paul, Economics, 9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1973.

results matching ""

    No results matching ""